【前言】
董健吾的名字，在延安时期的毛主席心中早已留下印象。据说，是从博古口中得知此人的。
在六十年代的一个年份里，毛主席的一位美国友人斯诺造访了中国。他提及想要见一位名为“王牧师”的老友。当时，中央并不知道斯诺口中的“王牧师”其实就是董健吾。然而，由于斯诺急于归国，这次偶然的会面机会就这样被错过了。后来经过浦化人的引荐，中央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陈赓：你之前怎么不来找我】
董健吾未能与斯诺相见，却因机缘巧合，其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5年后，董健吾因“潘杨案”被当作伪敌特不幸入狱。历经一年多的审查与洗礼，终于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怀。由此，他得以脱离囚笼，走出阴霾。
斯诺提出想见“王牧师”，中央随即展开对其身份的深入调查，意外发现原来王牧师的真实身份竟是董健吾。
在此次审查过程中，我们还重新发现了董健吾过去对党的卓越贡献。其中包括他收养并资助毛岸英和毛岸青前往苏联深造的重要事迹。这一事迹展现了董健吾的远见和无私。
尽管董健吾完成了那件事，却未曾意识到其影响深远到牵扯到毛主席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特殊的缘由使得他对此一无所知。
临近年终之际，毛主席得知董健吾正是其两个儿子的救命恩人，内心涌现出深深的感慨。
总理周恩来随即提议，为董健吾安排一项工作，并提议请其在中央特科时的上级陈赓将军亲自前往上海处理此事。主席对此表示赞同。陈赓将军即刻行动，赴上海接洽安排董健吾的工作事宜。
毛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特地召见了陈赓，以传达一个重要发现。在会面时，毛主席直接了当地对陈赓谈及：“我经过深入了解，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前往瓦窑堡谈判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曾负责护送斯诺的‘王牧师’，同时还是抚养我三个孩子的恩人。此人性格独特，行事不凡，在我们党内堪称奇才。”陈赓听完，深知此事意义重大。
董健吾的童年时光便是在教会学校度过的。后来，他成功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所大学由基督教圣公会创办，专攻神学领域。他与宋子文、顾维钧等人一同度过了学生时代。毕业后，他进一步深造两年于神学院，学成归国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牧师，担任圣彼得德堂的职务。
董健吾在风起云涌的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行列。陈赓的出现和他深情的劝说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两年后的上海，经过慎重的思考抉择，董健吾踏上了新的征程，踏入了中央特科的隐蔽战场，在这里默默开展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他成为了陈赓手下一位不可或缺的助手，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坚定的信念，在隐蔽战线上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董健吾于1930年创办了大同幼稚园，这一决策是按照陈赓的指示进行的。该幼稚园的主要任务是为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提供一个庇护之地。这其中，包括彭湃之子、恽代英之女等人在内的诸多儿童都曾在这里学习并成长。这些孩子在这所幼稚园度过了难忘的时光，见证了他们的成长与变化。
十月的一个阴郁清晨，杨开慧的生命之火熄灭，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来到上海寻求庇护。此刻的毛岸英仅八岁，稚嫩的身躯承载着无尽的哀痛与未来生活的期望。在上海的这段日子，他们面临未知的挑战与艰辛。
一九三一年，毛岸英、毛岸青与毛岸龙三兄弟进入大同幼稚园学习。然而，命运残酷无情，不久后，毛岸龙的幼小生命便悄然消逝。
在风雨飘摇的1932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打击，党组织无奈下令解散“大同幼稚园”。而后，董健吾做出重大决定，将毛岸英和毛岸青接至家中，与亲生儿子董寿祺一同承担起抚养责任。
董健吾的家中，毛岸英与毛岸青共度了四年的时光。在这段岁月里，董健吾将二人视为革命英烈的后裔，关爱如同对待自己的骨肉。他对他们的照料，如同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般无微不至。
在动荡的1935年，董健吾接受宋庆龄的嘱托，肩负着国民党中央与共产党和谈的秘密信件，孤身前往陕北，直抵毛主席所在的革命圣地。
董健吾步入瓦窑堡的那一刻，李维汉等人热情接待，犹如归家的游子。次日，董健吾又与博古、林伯渠等人会面，交流甚欢。
此时，毛泽东带领红军已深入山西石楼县，周恩来亦不在延安。于是，董健吾将携带着重要信息的密信交给了博古，他需亲自确保这封信件安全地传达给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务紧迫且不容有失，博古欣然接受这一托付。
当日，博古立刻致电毛主席，透露了董健吾携密信的消息。主席闻讯后，即刻召来电请周恩来、博古以及董健吾等人齐聚石楼，共同商讨此事。会议中，各方人士直抒己见，博古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汇报。
董健吾急匆匆地赶回上海，向宋庆龄等人汇报工作，错过了与毛主席的难得会面。
在风云变幻的1936年，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负责将斯诺与马海德医生送往西安。旅程简洁而不凡，使命艰巨而神圣。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绘了这样一位人物：董健吾，人称王牧师。他身材魁梧，体态略显丰盈，但却十分结实。身着灰色绸布大褂的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富有商贾。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西安城中，董健吾与张学良重逢。张学良的热情邀请让董健吾留连忘返，于西安逗留了数日。
张学良与董健吾临别之际，张学良设宴为董健吾送别。晚宴上，张学良问及董健吾有何需要他协助之事。经过深思熟虑，董健吾对张学良提出了他的愿望：“若副座能促成和平，共同抵御外敌，我便心满意足了。”
董健吾的话语落下，张学良微微颔首，他的眼神流露出与董健吾共鸣的思绪。实际上，张学良内心深处早已有此想法。
张学良欣然应允此事，董健吾心中感受到他的真切诚意。他进一步坦言：“我有三个孩子，两个是革命遗孤，由我抚养，还有一个是我的亲生儿子。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你能帮助他们前往苏联学习，他们未来的成长将为国家的未来贡献力量。”张学良听后并未犹豫，点头答应了他的请求。
董健吾话语刚落，张学良即刻露出笑意，即刻作出了承诺。他对承诺进行了简短的考虑和深思熟虑后，张学良爽快地答应了董健吾的请求。这让他内心的决定变得更加坚定。他知道他要做的事情是重要的，他的选择关乎着整个形势的走向。然而他并不畏惧，因为信任使他变得更加坚定。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实践这个承诺的时刻了。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接到李杜的电话，称张学良已抵沪。
董健吾很快见到了张学良。在会面时，张学良介绍了李杜给董健吾认识，并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托付。他希望通过李杜将三个孩子送往苏联，并且费用方面他全权承担。董健吾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对张学良的安排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张学良递出一张十万元的支票给董健吾，简洁地吩咐道：“请用这个安排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寿祺前往苏联。”董健吾迅速行动，为三人准备必要的行装。
在八月的一个时刻，毛岸英、毛岸青以及同伴董寿祺和李杜一同踏上了法国的旅程。然而，由于董寿祺和李杜未能顺利获得前往苏联的入境许可，他们的苏联之行被迫终止，无法前行。
在风云变幻的年份，即一九三七年年初，毛岸英和毛岸青这对兄弟踏上了遥远的苏联土地。他们落脚的地方是莫斯科西部的一所国际儿童院——莫尼诺尔第二儿童院。在这里，他们开始全新的学习和生活旅程。
这就是被毛主席提及的董健吾的全部故事。他既是赴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又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更是养育了三个孩子的慈父。他的经历丰富而深刻。
在六十年代末的尾声，当了解董健吾为党国的服务业绩时，毛泽东同志接纳了周恩来总理的建议，派陈赓赴上海，为董健吾筹划工作事宜。
在临行之际，毛主席向陈赓透露，党内有两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一曾是和尚，一曾是牧师，现皆需邀其共谋大事。许世友便是那位出身佛门的怪人，而董健吾则是那位曾牧师的异才。
在六零年的初春二月，陈赓大将踏上了繁华的上海土地。
董健吾出现在陈赓眼前时，陈赓不禁仔细端详着他。眼前的这位昔日中央特科的精英，如今身体消瘦不堪，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他的身形瘦削如柴，仿佛只剩下骨架支撑着他。陈赓无法想象昔日健壮的他何以变成这样。
陈赓走近董健吾，瞬间做出决断，然后伸出手臂，紧紧地将其拥抱。他直言不讳地说道：“我这次前来，是代表中央的同志专门来看你的！”
陈赓立刻告知董健吾中央已为他安排了新的工作，语调之中难掩情绪的波动。他直言不讳地说道：“这段时间，你为何没有主动联系我？”话语间透露出他对二人失联的遗憾与不解。
陈赓的话语落下，董健吾淡然回应：“陈赓，你是担心我随着官职的提升，会逐渐疏远你，觉得难以再与我平起平坐吧？”他的话里带着一种深深的忧虑，似乎担心两人之间的地位差距会逐渐拉大，最终难以维系原本的关系。
董健吾曾有过寻求陈赓协助的念头，但考虑到那件事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他担心会牵累他的老上级。因此，他选择了独自默默承受，最终没有向陈赓开口。
陈赓凝视着董健吾的面孔，察觉了他心中的犹豫。于是，他平静而坚定地开口：“你不必过于担心。我们曾经在特科并肩作战，那些日子的人，如今只剩下我们几位了。我不会见任何人而不见到你。我们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羁绊。”
六月盛夏，上海市政府参事室迎来新任参事——董健吾。受组织之命，他踏上了这条政治道路，将个人的才智和力量奉献给了社会公共的事业。自此，他成了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一份子，参与到各项公共事务的商讨与决策中。
董健吾的生命在岁月流转中渐渐黯淡。一九七零年的一个冬日，岁月正走到了一年的末尾，这天，他的生命画上了句号，在安静的角落里病逝，年龄达到了七十又九岁。
